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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特别报道】解密中国首份民间反腐报告
上传时间：2009-1-19 9: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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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的三个贪官一审判决下来了，正是发布我反腐败报告的好时机。”深圳律师王荣利给记者发来短信这样说，话中的《中国反腐败报告》是指他对2000年来开始收集的400多件典型腐败犯罪案例初步统计与分析。而这，则是中国民间首份对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现象的详尽研究报告，长达七万多字，还配以十分详尽的犯罪情况图表。

    这份报告通过对424例典型腐败犯罪的集中梳理，对腐败犯罪发生的人数地域分布、时间阶段、职务结构状况、年龄结构状况、具体领域、程度、罪名、表现、后果等九个方面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遏制腐败犯罪蔓延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宏观与微观治理建议。

 

    典型腐败与GDP有关

    报告第一部分是犯罪地域的统计，王荣利将424例案件的地区分布情况与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2007年GDP完成情况相比较，他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即典型、重大腐败犯罪的发生，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是紧密相关的，即，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越是典型、重大腐败犯罪高发的地区。与此相关的是，能够直接拉动GDP的当然是大型建设工程，而这也正是腐败最多，也最为严重的腐败领域。报告分析主要原因在于，一项重大建设工程，涉及投资金额少则几百万元，多则数千万过亿元。作为施工企业，一个项目完成，也往往获利少则几十万元，多则数百数千万元。建设工程的定价，存在着更为复杂多变的情况。所以，其中最易滋生腐败。

    在报告中，王荣利还对400多例腐败犯罪的研究和分析后，归纳出腐败犯罪的表现方式主要有以下八种：1、物欲横流，追逐钱物；2、追逐权力，不择手段；3、贪图情色，生活腐化；4、藐视法律，心存侥幸；5、骄纵妻儿，违法乱纪；6、居功自傲，心理失衡；7、嗜赌成性，不能自制；8、糖衣炮弹，难拒诱惑。同时，他也总结出腐败犯罪有着八大必然结局：1、命丧黄泉；2、贪财财没；3、弄权权失；4、玩法法办；5、痴情情伤；6、帮亲亲痛；7、尊严丧尽；8、忏悔晚矣。

 

腐败愈演愈烈？

《报告》还调查出腐败的时代特征，改革开放以前鲜有严重腐败案发生，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各种腐败现象虽然较多存在，但主要仍以不正之风的形式存在，发展到违法犯罪仍极为少见。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腐败大案要案显著上升。

案例收集的数据更显示：在424例腐败案例中，其中在1999年前十年间查处的案例计68例，占全部案例约16%；在2000年至今不到9年间查处的案例计356例，占全部案例约84%。这样，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就是：腐败随着改革开放在愈演愈烈。但从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提供的查处的案件数量和人数来看，似乎增加并不明显。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反腐越反越腐败”的印象？王荣利认为主要是由于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大案要案越来越多，以及媒体报道的增加，加之网络的普及和传播。尤其是，中国当代腐败犯罪呈现出逐步向高级领导干部发展的趋势。统计数据显示，以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为界，那么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例共占总数的52.8%，有期徒刑共占总数的47.2%，有期徒刑10年以上刑罚的共占总数的91.2%。王荣利认为，这表明，国家对于涉及大案要案的典型腐败犯罪分子的惩罚不可谓不严厉，也表明国家惩处腐败的决心不可谓不大；但同时也表明，我国腐败犯罪大案要案频发，给人们留下腐败犯罪愈演愈烈的强烈印象。

记者：为什么会想到弄一份民间反腐报告？你周围的人怎么看待这件事，支持还是反对？

王荣利：关于怎么想到搞这份《中国反腐败报告》，有点说来话长。

首先，每个人所做任何事情，都是自己主观的选择。这种选择多多少少会跟个人经历有关。我是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正好是“文革”结束之后，接受全日制十年制教育的第一批人。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很顺利。1984年至1988年之间的大学时代，可以说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大学在政法学院，自然会对政治和法律格外敏感，出于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关注，我们许多同学对当时的改革开放事业以及相关学术理论都非常感兴趣。我们这代人的理想主义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应该是我研究反腐败问题的思想基础。

其次，这与我的职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我1988年大学毕业之后，就开始从事律师工作，每天都要接触各种案件。出于职业敏感，我一直对媒体报道的各种案例都非常感兴趣。早期的时候，收集案例需要剪报纸并不是很方便。2000年以来，我在通过网络查看各种新闻的时候，就随手将有关比较典型或者具有较大影响的案例都收集了起来。几年下来，不知不觉就收集近千例、数千万字的各种案例资料，其中有关腐败犯罪的案例就有上百件。到2004年的时候，随着案例的增多，从开始的下意识收集，转变为有意的分类收集，自己对这方面的思考也在不断深入，于是，也就有了写作的冲动。可以说写作《反腐败报告》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近几年国家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党和国家各种文件也一直要求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我觉得我以一位平民律师的视角来解读那些腐败犯罪案例，可能会更有说服力一些。到2005年初，我分别根据腐败犯罪的表现和腐败犯罪的后果写出《贪官八耻——剖析腐败犯罪的八种表现方式》、《权力的陷阱——透视腐败犯罪的八大结局》两部书稿。2007年底，我应邀参加了深圳市纪委和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组成的课题组，编写有关深圳市在源头反腐方面探索和实践的书籍。在此过程中，我对我国近年来反腐倡廉工作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为了更进一步掌握有关腐败犯罪的一些具体数据资料，我于2008年上半年开始对自己所收集的腐败犯罪案例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形成《中国反腐败报告——当代中国典型腐败犯罪案例统计与分析》这样一份民间反腐败报告。

我始终认为，我是在做一件非常值得有人去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也并非任何人想做就可以做，所以我不仅有兴趣、而且也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完成这项工作。由于律师工作属于相对自由的职业，所以我做这些研究对其他人没有什么影响，也就没什么人反对。在我接触的朋友中，许多同事和朋友也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一些企业界的老总不仅表示非常有兴趣，甚至还希望我写出来后先拿给他们看看。但是客观上，这项工作使我在经济收入上蒙受了巨大损失。如果仅以物质财富来衡量个人成就，那么这几年我显得很失败。但是当别人知道我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都表现得相当理解和尊重。这几年，除了我个人存在一些经济上的压力之外，再没有其他任何的压力。

记者：写作这份报告，你的基本思路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参考指标？

王荣利：写作这份报告，是我自发的一项研究。此前我从没看到过任何同类的研究或者指标，当然也没有参考任何东西。我大致看过媒体上发表过的一些有关反腐倡廉方面的研究文章，我觉得这些研究文章大多谈反腐倡廉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多，提出具有实质价值的分析意见和具有指导性观点建议的文章很少。于是，我根据自己的思考分别从地域分布、时间阶段、职务结构、年龄结构、发生领域、犯罪罪名、犯罪程度、犯罪表现和犯罪后果这几个方面分别进行统计和分析。当然，这其中自然融合了我的法律知识和背景。应该说，我这份分析报告，基本上是按照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的思路自然形成的。

记者：在收集到400多个案例的时候选择把初步统计和分析公布出来有什么根据吗？你觉得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吗？

王荣利：如刚才所说，我投入精力从事腐败犯罪方面的研究工作，早在2003年底就开始了。那时收集的腐败犯罪案例可能还不足200例。由于这几年反腐败查处的案件比较多，所以到2008年初累计下来自然而然达到400多例了。如果加上近几个月的一些案例，我现在所收集的已经超过500例了。也正如刚才第一个问题所说，今年上半年进行统计和分析是水到渠成，并没有任何刻意的选择。不过收集的案例越多，统计的数据才越真实可信，自然也越有代表性。

所以，我觉得这份报告的主要价值在于通过具体的量化分析，可以使我们对于有关腐败犯罪问题有着更加清楚的认识，从而才能有针对性地找出具体的防治措施和解决办法。

记者：你说中国当代腐败犯罪呈现出蔓延的趋势，并且呈现出逐步向高级领导干部发展的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愈演愈烈的态势，难道反腐败真的是越反越腐败？

王荣利：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虽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法制化，我们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许多方面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手段和影响。在这种情形下，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家财富的迅猛增长，越是高级领导干部，其手中的权力就越大，掌握的社会资源也越多，于是来自外界的“糖衣炮弹”的袭击也就越猛烈，“权力寻租”的机会和空间也就越大。如果我们反腐败的措施不够得当，那么腐败犯罪就会呈现出蔓延发展的趋势，并且呈现出逐步向高级领导干部发展的趋势。如果只重惩治，不重治本，那么给人的感觉就会如“刮胡子”，刮掉一茬又长一茬，甚至越刮长得越凶，这就是“越反越腐败”。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党的文件一直强调要更加注重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方向是对了，但从源头上预防腐败，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到，所以，难免一边查处一边发生新的案件，接着查处接着还发生新的案件，自然会给人这样的感觉。如果我们措施得力，切实做到了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发生，那么就会逐步呈现出腐败“越反越少”的局面。

记者：你得出一个结论说，“我国典型、重大腐败犯罪案件基本呈现出从沿海到内地再到西部逐步递减的趋势，这同我国各地经济指标从沿海到内地再到西部呈现出的递减趋势基本一致。”但是我们的感受可能有些相反，那就是沿海东部城市虽然有腐败，涉案数额也较高，但是相对剥夺感较弱，西部案件少、数额低，但是相比当地的生活水准，老百姓的相对剥夺感却更强烈，你怎么看待这种差别？

王荣利：腐败问题现在有，过去也有，我国有，外国也有，当然沿海有，内地也有。我所得出的这个结论，是说发生的典型、重大案件数量的地域分布情况，而不是感觉情况。客观上，媒体报道的案件，大多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职务较高或者涉案金额巨大的案件。从这点上来说，由于沿海地区经济发达，自然涉案金额巨大和涉案人员职务较高的案件就比较多，而内地则相对较少。这个结论是指大案要案的分布情况，与老百姓对于腐败状况的感觉不是同一个概念。

记者：你在收集材料过程中，除了利用网络被动的收集，是否还找过当事人以及相关律师或者司法机关收集材料？

王荣利：我所收集的这些案例主要来自网络。当然，在看报纸、杂志时包括与朋友的交流中，如果得到相关重大腐败案件的线索或者信息，我都会及时从网络上检索并收集起来。近几年，这些案例已经给我目不暇接的感觉，所以我没有找任何当事人或者律师、司法机关收集未公开报道的案例。我要研究的，就是媒体公开披露的案例。对于涉及个人隐私或者媒体没有公开披露的案例，我都排除在外。虽然是从网络上取材，但是我特别注重来自于《人民网》、《新华网》、《法制网》、《中国法院网》、《正义网》等以及其他主流网络媒体的资料，因此我收集的所有案例都是真实可信的，可以自己把握主动，客观地说，如果没有互联网，那么我不可能做这项研究。

记者：在统计和分析的过程中，让你最为吃惊的结论是什么？

王荣利：报告的所有观点和分析都源于自己独立思考。而且我也尽量坦诚、直率地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没有做刻意的回避或掩饰。几乎每一项统计数据，都令我吃惊。如最近二十年间每年的案例数目统计，尤其是近十年，在我无意识的收集中，却明显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又如犯罪年龄统计，初次犯罪时年龄在40至49岁之间的占到43%，这一结论彻底否定了所谓的“59岁现象”一说；又如职务统计数据，党政一把手（包括副职）主要领导干部明显名列前茅；又如犯罪程度的统计数据，新世纪以来的案例，人均涉案金额超过千万；从量刑角度来看，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竟多达200例左右，占总数的52%以上……所有这些具体数据，都非常有价值，也非常让人吃惊。

记者：面对这些腐败现象，你认为目前产生腐败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在目前的条件下有没有根治的办法？

王荣利：对于腐败，可能很难根治。但是将腐败现象降低到最低程度，当然是有办法的，否则的话，全世界都不知道腐败到什么程度了。目前我国发生腐败犯罪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还没有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环境。这种土壤和环境就是权力过于集中，监督手段主要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制度不够严密，法治还未到位。解决腐败问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解决的根本方法就在于民主与法制。如果我们再次解放思想，加快民主与法制的进程，那么反腐败必将取得阶段性成果。

采访结束时，记者忍不住问王荣利对于这份《反腐败报告》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他平和地表示，只是想从一个平民律师的角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国反腐败的关注，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如果这份报告也能成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一个‘献礼’，能够引起更多人的思考，这就够了。”王荣利说。（田享华）